Introduction: Headhunting as Practice and as Trope
Hoskins, Janet
Introduction: Headhunting as Practice and as Trope, In: Hoskins, Janet (ed.), Headhunting and the Social Imagination in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49.1996.
Summarized by hegemonic
「獵首」即使到已經禁絕多年以後的現在，仍舊風言風語地在歐洲和東南亞社會中謠傳著不同版本的故事和想像。另一方面，十九世紀的旅人、傳教士、官員和探險家等所留下關於此「蠻荒社會風俗」的紀錄，也再三被廣泛閱讀和討論，構成人類學研究的素材。這些文本搭配官方所載歷史文獻，與進行田野工作蒐集而來的當地語彙、口述故事等語料提供人類學者分別自不同的角度與關懷切入，持續針對現有的詮釋作翻案，但卻始終沒有全面性地針對「獵首」本身進行比較研究。因此，作者希望從定義「獵首」為一有組織、有條理的「暴力」形式出發，討論其所蘊含巨大的象徵性。再者，從上述文本可以了解到獵首不僅具備一連串規範化的儀式內容，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社會中的獵首意涵，不應被單純簡化為演化階序中關於「原始戰爭」的其一面向，再化約為物質論對「競爭生計資源」的策略解釋模型，而應該將獵首放入地方脈絡，觀照政治經濟學和民族史的分析，才能真正理解獵首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的特殊歷史性。以下條列七個議題式的討論，便於比較與呈顯各社會的獵首樣貌。
獵首、奴役與貿易
關於東南亞的獵首研究大多定位於十九世紀開始，因為在這段「前殖民」歷史的更早之前，雖然土著因為遠距海上貿易已經和外來者維繫交換關係超過數百年，但直到此時才深受西方霸權為拓展市場，積極進行擴張的影響。其中，此時新開發的契約勞工制度讓建立在沿岸的東南亞諸國，積極運用各項物資，以或掠奪、或強迫的手段加強與內地居民的人力貿易；一方面可以奴役維持內部的社會階層化，或者經海上出口獲利。奴隸和被浮人口的遷徙成為本世紀東南亞地區勞力流動的最主要來源，甚至不少有蓄奴傳統的游耕社會也加入販賣人口的行列。就像獵首，奴隸的劫掠與交易可以帶來形同戰爭奪勝的儀式性威望，其中牽涉的政治和社會因素並不能僅用「領土擴張」的生態說解釋之。
不過，從Tsing所主張的「被害者」──也就是在這個體系下被掠奪的一方──觀點來看，這些社會並不全然認同要以獵首的手段作為報復的管道，因為他們的「反暴力」傾向並非代表沒有悲傷、憤怒等情緒，而是在理性算計「可能得不償失」後的結果。儘管如此，從相關敘述部落與國家間衝突關係的口述資料中可以發現，獵首往往被視為是中央政權建立的象徵；在此標準下，暴力被有意誇大，而作為戰利品的人頭來源必定要來自敵方，來強調征服行動的合理威權。也因此，人頭在複雜的儀式交換中具備了「交換價值」。
獵首與國家形構
Jonathan Friedman所主張之「部落再生產的擴張─積累性質」，在於強調以掠奪奴隸取代人頭以維繫不平等婚姻與物質交換的階層化基礎；換言之，奴隸最終會被納入社會，成為多一分的勞動力，而人頭，則變成帶有靈力的祖先，可以讓作物豐收、人口增長、社會持續穩定發展。但獵首本身和靈力間的連結關係囿於民族誌資料不容易被討論，容易有過度詮釋土著概念的風險，所以從競爭性的獵首到掠奪奴隸間的「結構性轉化」還必須要多考量各社會再地區性的政治條件，特別是與殖民接觸的特殊歷史過程。
頭：作為政治的象徵
在刻板印象中，獵首往往被解釋為永無饜足的嗜血暴力，而這種無盡殺戮往往帶給西方「未開化、野蠻」的形象；但事實上，部落的獵首往往有其儀式上的意義和功能。例如McKinley所研究的Borneo社會，獵首不僅是重要的競爭性活動，獵獲的人頭回到村落後會被相當「友善地」對待，甚至被婦女們如照護嬰孩般地呵護。這是因為獵首是一種「化敵為友」過程：原先陌生而充滿敵意的「他者」，在經過「獵首」的實踐後等於進行了「必要的校正」，從此由「非人類的」轉成為我類的社會網絡範疇。不過這種解釋模型是否可以應用到其他的社會？Sandra Pannel運用Amaya人展示人頭和西方博物館蒐藏標本的比較實例，主張這些針對「人頭取得」所建構的論述有一項共通的特質──「異世界旅遊」。換言之，對Amaya人來說，頭代表的就是祖先靈力充滿的所在，對抱持著演化論的西方自然學者而言，那些頭就是遠古(原始)的時光再現。無論何者理解，在針對他者進行的意義「挪用／併用(appropriation)」上，也同時代表了對他者的融入內化。
另一方面，獵首與交換理論的討論從早期強調「對死亡輸出人頭，以撫平內心激憤」的主張；到逐漸納入社會與歷史脈絡，提出「交遇神話(countermythology)」說明在政治、經濟上被剝削的部落透過獵首複製、再詮釋白人對土著的暴力殖民過程。近期的分析更跨越上述象徵的交換，並加入了東南亞地區特殊的地域關係：內地與沿岸族群的相互依賴，使得交換更寬廣地包容了勞力貿易經濟和政治控制面向。尤其是Meratus highlanders「付出人頭作為交換不均的代價」相關論述，不僅呈顯社會強調分享和平等的特質，更反映小規模社群中的土著，在服膺政治權力同時現示的抵抗策略與態度。
頭：作為性別的象徵
過去討論獵首與人類、作物等之生育力間的關係容易落入人類學過度詮釋的涵洞，但隨著性別理論的發展，討論暴力與男性陽剛氣質的連結，以及女性在儀式中負責的角色和義務，將此議題帶入新層次。例如在Huaulu或Ilongot這類小型的狩獵採集社會中，性別的角色卻被清楚區劃出來，而男性透過獵首汩汩流出的血，是與女性經期所流的血，也就是女性所代表神祕而特有的生育力相對比。對男性而言，女性鮮紅的經血象徵生命的再創造，同時又代表汙穢和禁忌；就像是促使作物滋長、豐饒的祖先靈力一般，女巫覡在儀式中扮演祈求祝禱的角色，而且還會帶來難以言喻的性吸引力。
在儀式與性別角色的議題上，Derek Freeman重回獵首本身暴力的性質，認為繁殖力和積累的土著模型其實是出自對男性陰莖的象徵崇拜。獵獲的人頭轉化成為神靈的一份子，成為庇佑生者的祖先，於是頭就像是精液裡富含種子那般，可以透過與女性經血和子宮的契合，孕育出新的生命。儘管在這個部分的象徵討論讓之後的人類學者批評為是將西方生理解剖學的精子學說強行植入土著的儀式神話，並且提出「女性獵首」在儀式中被陳述的概念。但總歸而言，在此並非討論性別是否二元分立，更不是就此判定男性和女性權力平等或不平等；透過性別議題對獵首的檢視，實則希望能夠回歸以獵首作為暴力和儀式的社會性，並且突破過去談論兩性分工時難以避免的階層概念，而強調是辯證的關係。
獵首與人的犧牲
民族誌描繪的獵首往往巨細靡遺地詳述每個儀式情節和規範，但在現實社會的執行層面其實富有相當大的彈性，例如根據體質人類學的分析發現，許多人頭事實上是在這些被俘者自然死亡後才「被獵」下來的。在舉行獵首儀式時，獵首者會象徵地以食人肉的方式，展現獵首中以人為祭品的暴力實踐性質，而參與儀式的眾人，也經由這個犧牲的過程獲得強烈情緒的抒發。Maurice Bloch提出「反彈式暴力(rebounding violence)」理論，將獵首歸因於是人類在先驗的生命哲學上追求宗教、政治性的結果；換言之，人類社會透過獵首的象徵性追求永恆，而在實踐層面則是以暴力維護不平等結構的持續運作。不過，作者在此反駁這是否真是當地人的概念？對獵首的民族來說，行動與意義之間必然有單一邏輯的因果關係存在嗎？而在想像的儀式和真實的暴力之間，因攻擊造成的情緒和關係緊張又怎麼流動於其中？
無頭的獵首儀式
儘管在殖民政府已經制法禁止獵首行為後，在東南亞的許多社會卻依然舉行著傳統獵首後的慶祝儀式，甚至發展出許多替代品，例如以乾枯的椰子來比擬被燒炙、日曬等處理後的人頭，或用其他動物的血象徵獵首噴灑出的紅豔鮮血。這種無頭的獵首儀式企圖「重現」暴力的歷史，不過形式的改變其實不僅為儀式本身注入新內容，更讓結構所隱喻的意義發生本質的轉變。例如在West Sumba地區，原先獵首的各民族逐漸轉為相互通婚，於是交換人頭的緊張雖然被削弱，但在女性的交換上又重現，並透過活人的社會網絡更強化結盟的意義。不過，對殖民政府而言，獵首的血腥暴力恰成為官方妖魔化土著的理由，新興政權的建立往往誇大獵首的危害，好讓政治的征服和意識形態的控制被合理化。
獵首的恐懼與國家的恐怖文化
透過許多東南亞民族誌和記錄可以發現，獵首曾經被內地相較邊緣的社群用作抵制中心殖民政府、軍隊與國家政權的反抗手段，不過在另一方面，這樣的反抗形象卻也被視為是較「原始、邊緣」民族對較富裕、「文明」人群進行的挑戰。特別是十九世紀以來，國家政府、基督傳教士和跨國企業挾帶武力和資本相繼從沿岸擴張深入內地，關於「把獵獲的白人頭掛在這些外部勢力所構築的實體建設上」之類的恐怖主義傳言更是甚囂塵上──這不僅僅是透過故事隱喻內地族群在殖民勢力侵入後不斷被劫掠、俘虜的悲慘歷史經驗，更突顯出部落在喪失政治、經濟的主權後，產生普遍與殖民國家關係緊張對立的反映。而東南亞諸社會中類似的社群如何在結構定位與反抗問題，即便到了脫離殖民獨立後仍無法解決，如印尼，Sumba的部落居民還是覺得自己是個「想像的社群」，依舊被強制徵兵和勞役壓迫剝削，依舊格格不入於現代國家。
但從官方的角度，獵首事件無論真假，卻能夠合理化殖民政府進行鎮壓的政治論述。而這些西方勢力在強制役使民力進行建設時，因事故意外被耗損的人力，又進入部落概念框架中，對「白人／殖民政府也(對我們)獵首」的理解。甚至殖民者也巧妙運用了這套意識形態，一方面用獵首的形象來宣示國家的威權，另一方面同時操弄部落人民應該要「犧牲」，奉獻自己擁有的資源、財物和生命和國家作交換。
獵首：作為實踐也作為修辭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可以理解「獵首」本身作為一種實踐，它根源於人性，是暴力的；在社會關係的倫理與規範中，它是儀式的；而如果將其放回所屬的特殊社會脈絡中加以檢視，獵首則是歷史的。透過隱喻的想像特質，作者將獵首更進一步地延伸，作為一種「修辭」──從原先部落的傳統習俗實踐轉變到現代的神話，獵首事實上是小規模社群在面對權力、擁有龐大機制的外部國家時，所呈顯出一種動態的社會與文化回應。透過各民族誌的分析，我們必須注意部落與國家間透過獵首的多義性，所進行雙向的相互詮釋；作者尤其指出，例如「犧牲」的概念在政治操弄和歷史變遷下，意義可能發生轉化而並不完全符合傳統，必須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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