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華,2013,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臺北:群學。

Bourgois, Philippe and Jeff Schonberg. 2009. Righteous Dopefie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終於趁著暑假之初,好好把《我的涼山兄弟》(以下簡稱《涼山》)讀過一回,恰與上學期我在另一堂課(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讀過而且非常喜歡的Righteous Dopefiend有許多可以相互對話的主題,因此特別有動機要利用本次機會寫下來。

 

人類學與田野工作的關係是怎麼為人類學者和田野裡的對話人們理解的呢?民族誌的書寫又能夠如何突破性的再現其「真實」?透過這兩本民族誌,田野工作的實踐與意涵再次成為首先關注的議題。《涼山》開始於進入田野之初的兩個故事──透過研究者親眼所見的「非自然」、「科學」不能解釋的「鬼」,以及透過研究者親口道出(包括研究者自己在內的)外來者對諾蘇人的「土匪」形象──田野工作者不僅因為一場意外的撞鬼共享了當地人的信仰(對比於漢族官方下達「封口令」,駁斥這不過是落後族群「不科學」的謠言),也在逐漸熟絡的互動裡逐層剖析這山莽野村因為結構性的壓迫而迅速蔓延又難以擺脫的社會困境:毒品、愛滋和赤貧。於是,成為企圖逍遙法外的土匪其實是在沒有出路之下個人仍然努力做出「自由選擇」的一種嘗試(而作者也透過涼山兄弟活潑的口語:「耍」,來呈現這種個人的能動性),但這般規避、顛覆甚至反抗制度的努力在缺乏組織性力量的支持(也就是沒有真正成為反壓迫和反歧視的「革命」),以及毒癮和愛滋反而更進一步地侵蝕、削弱且破壞身體力量的情況下,終將被國家這龐大機器再次擄獲、踐踏並碾碎,並且為熟識的親人朋友帶來無盡的悲傷。正如作者劉紹華以vulnerable observer自喻,這本民族誌的書寫不僅要記下田野工作者傷人之傷的旅程,同時還企圖透過人類學知識為這些邊緣而難以穿透主流的聲音發出一記悲鳴,冀求吸引更多的人們重新反省公平和正義。

 

我個人非常喜歡《涼山》裡以故事始,再將自己如何接近諾蘇田野的簡述作為結論的一部份這個安排。我認為這並不僅是民族誌寫作者達成文本上首尾呼應的巧思,其實還更深一層地觸及人類學者在選擇研究題目、決定田野地點和構築研究方法的思索之旅。同樣在唸人類學的我,在向初認識的朋友解釋自己經常往返於書桌和位在大洋洲的田野地時,也常常被問到:為什麼要選Micronesia?你是怎麼知道Pohnpei的?最後又怎麼決定要在這個小島做田野的呢?不可否認,在這個確立研究方向的過程中,有一部份確如局外人所想像的「背包客邂逅」一般充滿機遇和緣份──對比於挨家挨戶敲門表達善意卻仍然被冷漠拒絕的困窘挫敗,在手足無措的時刻遇上了熱情慷慨的陌生人鼎力相助,絕對是讓人類學者在掙扎著適應生活和開展人際關係之時,仍能繼續堅持研究(而不是邊哭邊急著想打包)的一大動力。

 

此外,1980年代之後所提倡的文學化取向,讓我們透過閱讀這些新民族誌更進一步地探觸人類學者的自我與田野的調性之間,不斷窺測、相互評估以及漸漸交融的實驗性歷程。在《涼山》裡,作者在強烈感受到諾蘇人的絕望以及對追尋未來的迫切之際,再三敦促自己儘快完書,就是一個很深刻的例子。在Righteous Dopefiend中,雖然Bourgois和Schonberg並未明確提及他們的研究動機和方法是如何形成的,但這個由醫療/公共人類學教授和人類學博士生兼攝影師組成的雙人研究團隊更是透過大量且長期累積的筆記揭露在這個毒癮社群的田野裡,建立起rapport的信任和互惠關係尤其重要(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情境裡,資料提供者如何相信田野工作者不是警方佈線的抓耙子?研究者又要在何時同意或拒絕毒癮者的借錢、共乘等等要求,懂得保護自身安全,避免勒索危機?),然而田野工作者更是步步為營地學習應對進退的技巧(例如某次同意讓報導人搭便車的Schonberg差點被舉報為偷竊洗衣店他人衣物的共犯,以及無數回人類學者跟著報導人在深夜時分前往工地「資源回收」各類建材以轉賣換毒的「事業」),在違法和非法的邊界摸索這隱於高架快速道路下、幽暗街角裡,以及雜生樹叢邊的道德和倫理。

 

什麼是癮?我將比較兩本書的第二個主題定位在成癮的身體與控制的技術。正如《涼山》中嚴厲批判今日諾蘇人的弱勢實肇於國家在政策規劃時對山地村落的刻意忽略,加上大多數由漢人官員組成的政府缺乏對少數族群的認識,甚至是由於長期歷史性的族群矛盾造成的普遍歧視,Bourgois和Schonberg也指出dopefiend的邊緣性也與加州1970年代的產業轉型,特別是勞力密集工廠出走導致的大量初階技術勞工失業、經濟狀況惡化等因素緊密相關。固然這幅失敗的發展圖像不能直接與投向毒品畫上等號,人類學者仍企圖透過描繪成癮的身體呈現受到外在社會變遷的剝削,以及內在的獨立渴望交織作用下,「自由選擇」的悲劇性崩壞。根據Bourgois和Schonberg的調查,儘管大部份成癮者的童年充斥著性、毒品與暴力的陰影,他們卻不因此怪罪家庭背景。多數人雖然透過販毒換取快速現金,他們仍然嘗試找到一份合法的工作,並往往在五花八門的勞動需求間流轉打零工。但是,Righteous Dopefiend並非一味地浪漫化這「自食其力」的表象:雖然這些毒癮者靠著互助(例如幫彼此打針、注意生命狀況和把風等)共享(例如平均分擔食物和毒品花費)的道德經濟建立起一個接近大型家戶的類親屬網絡,卻不代表他們在上一劑毒品作用逐漸消退、出現脫癮症狀時,不會抓住任何機會出賣、盜竊和拋棄同伴以換取毒癮的再次滿足。部份仍與親生家庭保持聯絡的毒癮者,在被注射欲望淹沒之際,儘管明知可能被逐出家門、甚至被報警逮捕,卻依然順手牽羊,或甚至欺詐、勒索家人,成為親族間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唾棄鄙視的麻煩。

 

於是,戒毒成為脫離被癮控制的唯一方法。在美國,被逮捕或被送進醫院(大多數是因為長期處於衛生和營養不良的環境所導致的各種急症發作)是可以獲得強制勒戒的途徑之一,但根據人類學者的訪談,報導人們通常抱怨戒斷症狀太過難以忍受(例如全身發顫如「冷火雞」),就診取藥時也常常遭遇醫護人員的歧視和質疑(是否把藥轉賣給其他買不起真正毒品的成癮者作為安慰劑使用?),使得多數人往往半途而廢。雖然也可求助私人機構,但對流浪街頭的毒癮者而言,完整療程的費用無異天文數字。在《涼山》裡對正式勒戒機構的著墨不多,相較於Righteous Dopefiend,大約是因為作者以涼州原鄉為主要田野地,對成癮者取得海洛因的管道和經濟來源的描述也不甚清晰,而主要將焦點放在家支宗親運用族長的壓力進行強制勒戒的結果。少數毒癮較輕或吸毒時間不長的年輕人憑藉堅強的意志力克服了,但也有不少嚴重成癮者不堪這種土法煉鋼式的戒斷法,只好逃離家鄉,再次投入城市,浮沉於外地。中國政府雖然也經由國際愛滋計畫的指導合作對戒毒進行宣傳,但由上而下的官方行動到了地方遭遇複雜而多重的族群隔離、階級與歧視等問題,真正能得到幫助的人並不多。

 

第三,儘管成因不盡相同,《涼山》和Righteous Dopefiend的田野經驗都特別突顯出性別的面向。在資料的部份,諾蘇女性因為文化規範的關係,使得她們的聲音往往被掩蓋在父權和婦德論述之下,訪談極為不易。但在另一方面,根據研究者努力蒐集到的幾個案例,除了因為跟著丈夫在外地打工染上毒癮的婦女外,還有相當比例的女成癮者,通常是為了擺脫在原鄉被支配的困境(包括缺乏經濟支持、婚姻破裂或守寡等因素),進而到了城內,並以販毒為業,尋求自立的出路。雖然她們在談論選擇此道的理由和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與男性出外歷險的「耍」有相近之處,但當我們更仔細地檢視其成癮的背景,就會更沉痛地發現諾蘇女性不僅與男性同樣遭受結構性的壓迫,還必須同時抵抗傳統遺存不平等的剝削,處境更為艱難。

 

我對這個主題特別感興趣的是關於民族誌書寫的性別政治。因為人類學研究的獨立特質和經濟優勢,劉紹華特別提到自己在田野裡的認同介於跨性別者,甚至是光譜上比較偏向男性的那端──這一點使她能夠近身觀察大多數由男性主導的儀式場合,也直接地影響了她的研究趨向:涼山的「兄弟」氣概。更甚者,因為田野工作者的外來身分,利姆男性覺得研究者比起其他村民或家人更懂得(他們所經歷的)世面,因此特別願意與她分享他們的探險心跡。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者被賦予「榮譽男性」位置的同時,描繪諾蘇女性的工作變得益發困難──勇於在《涼山》現身/獻聲的女性,無論她們詮釋為自我抉擇或出於生活壓力,多半偏離了原鄉社會期待的角色。再者,少數提供我們從「妻子」身分追尋利姆女性的話語,大體上仍維護著對父權的控制與服從,於是減弱了讀者延伸想像她們起立反抗的可能性,也使她們的身影又漸與男性敘述交疊而沒入了背景。

 

奠基於超過十年的田野資料積累,再加上民族誌作者懷抱著對影像記錄的強烈企圖,Righteous Dopefiend在人物方面的經營格外成功。透過翻看這本以銅版紙印刷(也因此較一般民族誌來得厚重許多)的文字和照片,形形色色的成癮人生躍然紙上。更重要的,讀者絕不會忽略貫串全書的Tina的故事──這位黑人女性不但憑藉著她的手腕成功地適應街頭、生存下來,翩然挺立於這由壓倒性多數的男性組成的邊緣社群,更運用她的魅力引領田野團隊以性別的眼光深入觀看帳篷裡的悲歡離合:有一度,似乎超脫在彼此供需依存的吸食與飲酒關係之外,她和愛人Carter盡力運用有限的資源在橋下創造出一個類中產階級的家庭景象;有一度,當他們聯手扮演順手牽羊的鴛鴦大盜卻被識破時,負責調虎離山所以無法被認定為現行犯的Tina「適時的」離開了現場,讓Carter被警方帶走、拘留、服刑數月。最後,這場與藥癮和現實糾纏的羅曼史(Romance)戛然而止於一度在牢中戒除毒癮的Carter「意外」因注射過量致死,但前陣子開始間歇性地到外地與親生兒子同住,於是與Carter分分合合的Tina卻不在身邊,只有到殯儀館的冰櫃前見上最後一面──民族誌作者選擇用鏡頭留下葬禮一幕,留待讀者自行推測Tina無淚的心緒:是漠然?還是壓抑?我特別喜歡Bourgois和Schonberg在這個部份的處理,溫情而不煽情。人類學者在底層做田野時長期與邊緣弱勢者為伍,價值觀也自然而然地貼近,但這樣的立場有時候可能涉及田野倫理和道德上的爭議(尤其在此處,還涉及刑法)。有時或許人類學者的聲音太急切了,反而很容易讓已經抱持著偏見的聽者覺得尷尬、矛盾甚至在第一時間就產生排斥。於是,寫作時要如何將傳遞這份同理心,使讀者打破刻板印象中對毒癮者的偏見,再進一步重新認識、傾聽他者,也是人類學者的重要功課。

 

我很佩服破報書評(http://www.pots.tw/node/11534)中非常犀利的點出對公共人類學(public anthropology)的質疑:研究者既主張大家都該走出學術的象牙塔,那麼下一步的實踐在哪裡?Righteous Dopefiend裡的最後一章還算詳盡地解釋了他們這些年來與國家各單位健康計畫的合作,也呼籲政府不宜將掃蕩販毒的行動定位為「毒品戰爭」,而應該要從防治藥物濫用和增進國民健康的角度出發,提升中下階層的醫療品質。《涼山》雖然沒有明確的建議,不過讀者很容易就能從字裡行間感受到民族誌作者欲以書寫對外號召更多關注的眼和支持的手。還記得大學時期一位教授提醒我們,人類學既以人群為研究之本,充滿感恩的田野工作者無不將「應用」牢掛心中,時時想著能利用什麼資源回饋社會。不過,當研究者看到一些「漏洞」時,也不應太過貿然地就給自己戴上烈士先知的高帽,彷若局內人全都鄉愿因循而只有自己才真正看到問題的核心,如此則可能又落入知識份子的驕傲陷阱。總而言之,社群是具有時間深度的有機體,人類學的實踐同樣必須是一個具備長遠眼光且不斷精進的過程,研究者充滿獨立意識的筆也當自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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