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調查、標本採集與攝影
胡家瑜
胡家瑜
「文化調查、標本採集與攝影──19世紀中葉起的臺灣調查採集動力與歷史脈絡」，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台灣史十一講》，2006，國立歷史博物館，頁152-169。
Summarized by hegemonic
臺灣開始有「具體圖像」的對外呈現與接觸和殖民的歷史息息相關，最早可以追溯自十七世紀的荷蘭與西班牙；航海帝國基於對蕞爾小島的「他者」印象，往往將相對於自身種族優越的野蠻落後投射在繪畫中。十八世紀納入清朝版圖後，雖然留下更多滿漢官員和文人的地方采風志和「番俗圖」等，但仍缺乏足夠的細節以完整勾勒出當時的物質生活和社會面貌。而且因作者身為外來者身份，抱持著記錄奇風異俗的精神，所以圖像中也交錯了探險的浪漫幻想和現實政治考量，例如清代圖錄中描繪的臺灣原住民服裝反而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樣式比較相近。這種現象直到十九世紀人類學逐漸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後才告轉變──人類學針對當地社會進行文化調查的研究方法，強調物質文化標本的採集作為分析的第一手資料，再結合同一時期逐漸精進的攝影技術，為臺灣的歷史提供了不同於文字的、實質的、可以觀看和感受的圖像脈絡。經由調查、收藏和攝影三要素交纏的發展敘述，不僅可以呈現人類學的貫時限(diachronic)關懷與歷史學的交集，更突顯人類學獨特的知識論與方法論可以為理解文化調查背後的複雜推動力和歷史過程作出貢獻。
外來者與臺灣圖像的具體化
1850年代末期臺灣開港，隨著殖民勢力前來經商、傳教、派駐或探險旅行的西方人士如史溫侯(Robert Swinhoe)、馬偕(Leslie G. Mackey)和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因為多少受到歐美剛萌芽的新興社會科學概念影響，加上對異文化的好奇和刺激，儘管並非文化調查的專業學者，卻努力地在他們暫留的地區零星地蒐集文物標本，或透過小範圍的旅行留下一批影像資料。其中最為一般人熟知的馬偕，他除了在臺灣北部和東北部傳教的過程中，拍攝了許多原住民的照片；在其成立的淡水牛津學堂旁還設了一間臺灣目前所知的博物館，將蒐集來的文物及自然標本保存與開放展示教學。總體而言，這些西方人士所採集的、目前大多散落在各國博物館成為民族學藏品的物質、照片和文字記錄，雖然缺乏理論分析基礎的支持，使得資料難以系統化呈現，卻為後輩留下了關於臺灣早期住民生活的珍貴線索。
日本殖民統治與系統性調查採集
臺灣真正開始大規模、系統性地進行社會文化調查和資料收集，其實是與日本「有效控管」的殖民政策相伴──臺灣總督府與東京人類學會合作，派遣專業的學者前來進行研究。例如將土著正式分類為「平埔族」十族以及「高砂族」八族的伊能嘉矩，他採取的部落調查方式就是由地方警察和頭目引領，進入村落短暫停留幾天，請來還會說原住民語言的耆老做訪談。這種研究方法雖然並非現今人類學強調的長期田野和參與觀察，但因為當時部份地區(尤其是平原地帶)的族群可能已經僅剩最後兩三位會說當地話的老人，以致之後的學者幾乎很難找到新材料全盤質疑他所界定的族群名稱和分類架構。
伊能嘉矩提出的科學性原住民分類系統，不但翻轉過去漢人慣用生番／熟番／化番的分類稱呼，更重要的是他在這個判斷和劃分標準的基礎上，實際操作著區辨各族群間「具備差異」的圖像和物質符號，例如泰雅族的紅色織紋上衣、排灣族的山豬牙帽飾等，都構成現今重要的族群文化特色。他和其後的鳥居龍藏、森丑之助等人所蒐集到的臺灣文物資料，通常附有相關的田野照片和手繪圖說，搭配個人行旅途中的調查日記，在在顯示人類學融合不同媒介材料呈顯文化特色的研究特質；而他們獲得的文物，也大多轉入正式的博物館典藏，既被日本當局視作殖民政績的重要展示，也相對成為大眾知識宣傳和觀賞的教育資源。
從學術研究到文化搶救
文化調查和採集行動在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土俗人種學講座」後，逐漸脫離直接的殖民行政色彩，轉為較強調純學術的民族學研究──除了增加運用人類學的系譜方法進行部落遷移史的調查，也開始進行考古遺址的調查、標本採集和田野攝影，希望更加了解史前臺灣的文化。隨著標本和影像資料的累積，1934年土俗人種學講座在帝大內設置了一間陳列室，不僅展示蒐藏的照片、影片和標本，也非常重視資料相關記錄和內容脈絡的保存，成為迄今臺灣地區物質文化研究使用最頻繁和成果最豐富的材料。
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臺的人類學研究者，包括李濟、凌純聲和芮逸夫等人，他們秉持在中國大陸累積的考古學和民族學調查研究經驗，正式成立臺大考古人類學系，有計畫地每年成立田野調查團，前往原住民部落從事田野工作，和考古遺址進行發掘。這時候因為攝影技術和設備的快速普及，部落調查可以從不同角度大量拍攝連續影像，對於記錄當地社會生活提供更豐富的資訊；於是考古人類學系和1950年代中央研究院新籌備成立的民族學研究所，提出以「搶救傳統」為工作重點的研究概念，特別針對在工業化和都市化影響下快速變遷的村落社會或留下影像記錄，或盡量採集文物保存在博物館。不過另一方面，透過資料統計顯示可以發現，戰後的五十年來，民族學標本蒐藏卻遠遠不及日本殖民時代的大量累積，為什麼搶救和保存行動的過程會出現落差？
當代趨勢與未來發展
在1960到1990年代間，臺灣人類學觀點也受到世界對後殖民反省和批判思潮的影響，開始檢討文物資料採集和物質文化研究的關係。雖然全球化導致變遷的速度和範圍愈加深廣，但過去相當擔憂會發生的「弱勢文化滅絕」情況並未發生，而是在各種衝突和困境中動態調適，持續找尋族群的新出路。相對的，人類學者先前的危機預言反而是在自我中心的思維下，合理化對被研究者進行一連串民族誌撰寫和物質資料採集的行動；博物館中陳列的蒐藏，並非「客觀」展現文化特色，反而是在過去研究者的評價眼光和權力之下，選擇性保留下來的、刻板的物質標本。如果再從文化傳承和智慧財產的角度檢視，這些資源的擁有權和使用權應該歸屬何方，都成為值得重新討論的議題。當代的數位化科技和網路平臺的分享機制成為一個可以嘗試的目標：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公開的資料前共同進行對文化的探索和理解，並且跨越時空障礙地與物質進行生命的互動，相信應能激發更活潑的文化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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