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關鍵的痕跡

雖然這些年偶爾會遇到老師擔任委員說上兩句、致個詞，但好久沒聽到蜜茶完整地講一場。儘管這場仍偏向漫談，仍很高興趕上現流辦的這場《物見台灣》新書分享會（也感謝店長割愛把老師的簽名書賣給我，哈哈）。最近有點忙，隔了段時間沒空整理，但老師在談的臺灣史總帶給我宛如「定錨」的感受，太喜歡也太重要了需要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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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25.11.23
主講人：吳密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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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怎麼突然來個「400 年」接著又有「300 年」的臺南

老師說他是意外「被聘」然後就變顧問惹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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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政治江湖也是走跳過的老師坦白說，好吧當了就當了，他便不再推辭。畢竟他知道政府或相關單位在籌備這些大型活動時，其出發點往往就是要讓首長有個大宣傳機會。但他也對臺南處理這些歷史事件的方式提出了嚴格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缺乏深刻的意識形態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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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缺乏對殖民主義的反省：他提到某次有機會與荷蘭殖民歷史研究者交流的機會，對方一面出於解殖的概念表達了對過去殖民時代對在地族群傷害的歉意，另一面也請教臺灣的荷蘭研究者除了研究殖民史外，是否也能通曉（當時的）荷蘭語？這讓老師更進一步地檢視本土研究者目前基本上仍停留在「重建荷蘭人怎樣管臺灣」的程度，而沒有站在反省殖民主義的立場進行更深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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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意識形態習慣：他認為這種缺乏反思的現象其實是知識思考層面一種尚未養成的「意識形態習慣」，並不單純只是政府首長或相關人員的「對臺灣的認識不夠」。既然連多數研究者都還在只關注傳統的文獻考證，而未觸及意識形態的反思，就更難再外推到更普及的大眾去。而這長年以來已經嚴重到影響社會。因此，他向當時的謝仕淵局長許願，至少要用歷史學家擅長的著述與出版，為煙火式的慶祝之外留下多一點軌跡－這就是《物見臺灣》面世的由來。

2. 對於博物館的反思

a. 同在臺南的博物館定位問題：老師指出臺史博有一個先天弱點：由於館的籌備和典藏始於1990年代末，比不上其他早就存了許多日治文物的館，而且在這段時間因為社會變遷，特別是與平埔族相關的物件，常被視為「不好的東西」、「落後」或「趕不上時代」的物件，大多已經丟掉或變賣掉了，導致臺史博實在說不出有什麼珍稀的「鎮館之寶」。因此臺史博也早早就定位在「脈絡復原」的論述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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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就提到了胡家瑜教授。他曾跟著胡老師跑遍包括大英博物館在內、散落歐美各地的博物館，尋找深埋在倉庫裡的、收藏地標示為「（可能是）Formosa」的文物。通常這些物件可能來自在臺的漢人或原住民，例如泰雅族的上衣。對這種擁有很多典藏的大博物館來說，單是研究埃及或美索不達米亞這種知名典藏都還來不及也沒人力，所以胡老師的到來和幫忙做進一步的辨識與整理－簡直太讚，有助於補充這些文物的脈絡。老師提到他自己對原住民很不了解，但曾有一次在博物館倉庫最角落找到號稱穿了全套臺灣原住民服飾的model，胡老師一看就笑出來了...因為缺乏研究，館方把不同族群、大小size不同的外衣誤當成內搭，混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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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臺南除了臺史博，臺南市中心還有個博物館呢，「撞館」了怎麼辦？
他對臺南市博物館的批評就比較嚴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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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空間不佳：他認為建築本身的空間配置其實很不適合作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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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重疊：他強烈批評臺南市歷史博物館目前所做的「通史性展覽」性質和臺史博高度重疊。對一般觀光客而言，一趟小旅行逛一個歷史類的博物館就差不多，不太可能排兩個類似的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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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營運策略：老師認為市區博物館既然腹地不大也無法像臺史博那樣有庫藏，就該考慮做深一點，例如每回只挑選兩三件展品，嘗試多元的展示手法、應用科技呈現其脈絡和價值。

3. 從《物見台灣》期許到臺灣史的論述建構​

《物見台灣》是將日治時期1930年「臺灣文化三百年祭（紀念會）」的圖錄重新翻譯並編輯而成。教授認為重新出版意義很重大，並認為應該再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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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追蹤物的下落：無論出版或博物館展覽，其基礎都是對文物的收藏和整理。這次的圖錄收錄了許多重要的「物」，例如新港文書、與荷蘭時代相關的物件等。當年這個圖錄裡面出現的東西，現在下落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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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深入研究：當文物被找到後，就應該更仔細地記錄脈絡，作為進一步學術研究的基礎。從「物」的角度建構論述，不僅是鄉土史的記錄，更重要的是在努力為更廣闊的國家史敘事打底。這是一個隱晦的、走出中華傳統框架的臺灣獨立論述。但，他感到「很傷心」的是，無論是志工導覽還是看展的民眾都只當成鄉土故事來說，而未能理解其背後更宏大的歷史建構意圖。

4. 1930 年「臺灣文化300年祭」與臺南的淵源

這場紀念會就是《物見台灣》一書的基礎。因為我還沒讀書，以下僅部分簡記，可能有誤，待看書後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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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起人：該活動由時任台北帝大文科的前嶋信次教授主導。他是一位東方學家，精通日文、中文、英文和阿拉伯文等多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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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與研究水平： 紀念會將重點放在荷蘭時代，並對古蹟進行了初步整理，例如修復了許多石碑，包括與施琅相關的施琅生祠、福康安紀功碑等，還有新港文書等。當時還出版了兩本講座文集，反映了二十世紀初臺灣學術界對於荷蘭時代的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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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迴響：當時該活動盛況引發了相當廣大的矚目，是一次針對「臺灣」與「臺灣人」重要的論述，甚至被地方重要仕紳如林獻堂寫進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