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bekah Nathan著，張至璋譯
《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 (My Fresh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臺北：立緒，2006。
我原來根本沒預料到會喜歡上這本書。一來是因為這項研究採取「隱瞞身份」的方式進行所謂的參與觀察，算是犯了人類學歷來難辭其咎的學術倫理大忌；再者單從各章標題觀之，談論大學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比較共同性與差異性的篇幅佔了大半，而田野又極度集中在從住宿生活展開的各項非課堂時間的活動記錄，似乎把大學文化可能受到科系和課程影響的程度過度低估。雖然這個問題作者在前半部已經有「唸書不是大學生首要重點」的解釋，加上美國大一新生的確有可能沒有必修的科系課程，但仍不能清楚說明其後作者自身對「大學作為通過儀式的liminality」產生質疑的意義，也不能說服我在臺灣的大學生活中，感受到規模不小的「用功學生」團體的次文化。
儘管如此，我卻在一開始就被作者「重返菜鳥」感受到的衝擊給深深吸引了：不同於教授可以駕車長驅直入校園，大一新生必須背著不輕的上課用書穿梭於各棟大樓，這已經帶給作者前所未有的地景視野；所以必須斤斤計較捷徑、堂間的交通時間，把心目中的理想課程排序，摺中安排成一份不會太累、不會太忙，還能「充實自我」的課表──作者提到不同群體的學生需求可能不同，這可以從多樣化的社團選擇中略窺端倪，但是他們卻又在某程度上同質地追尋不太涼，卻也不要太重的「趣味」，好似傳統「求之若渴」的砥礪態度已經沒人在乎，而用功的政治正確甚至成為大學生表現自我、反抗制度的符號象徵。不過「由你玩四年」真的非得和「妙麗」對立嗎？又為什麼這種對立是跨文化間的必然現象？
最後一點，希望我之後有機會閱讀英文版，或許人類學家撰寫民族誌的特色會更清晰。這個中文版本並不十分流暢，有些地方甚至出現翻譯錯誤或重複形容的問題，當然啦，作者對於一把年紀又重新當回菜鳥，而且簡直「菜到家」的嘲諷幽默還算瑕不掩瑜。人生其實頗奇妙，過了某個階段要重新適應新的改變(例如中年轉業、浪子回頭)，似乎頗需一番尷尬又掙扎的磨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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