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關鍵的痕跡

意外拾得的研討會論文〈反記憶政治論：一個關於重建臺日關係的歷史學主義觀點〉(本來想「臺灣和日本關係的回顧與展望」因為實在跟東洋很不熟，連報名都忘記)與最近思考的問題連上線，在此簡記：

 

作者吳叡人於文初便提到「因為1990年代中期以來臺灣的民主化持續開展，加上李登輝擔任總統掌權以來的『親日』經驗，使得臺灣與日本出現了重新理解、評價戰前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歷史之動向」；但另一方面，受到外交政治，特別是對岸中國大陸的勢力牽動，使得意識形態被過度簡易地操作為左右對立的二派，分別指向反(臺)獨和擁獨的宣傳口號，而後者又再被扣上「殖民地肯定論」的批評。因此作者認為只有超越政治─記憶的專斷立場，回歸材料為根、知識為本的歷史分析(在這裡作者更積極地強調歷史學者應該要將「詮釋權」從偏頗的政客手中爭取回來！)，才算具備「批判的責任倫理」，也才是研究的正確價值。

 

讓我覺得更有啟發的是文中繼續推展的另一層次：後殖民學者Spivak以＂Can the subaltern speak？＂質問學術霸權，而Prasenjit Duara則以「經驗」說來回應理論爭執不休的僵局──為了要避免在反抗的對立中落入了另一個極端的策略陷阱，作者認為「必須要有另一個高於前殖民者的尺度，作為衡量、檢證、評價，以及『取捨』前殖民統治遺產的標準，才能建構被殖民者真正的主體性」。如果拿萬那杜結合文化資產維護運動作為案例，不僅可以從更犀利的角度理解其「傳統」蒐藏與意識形態相互交纏的意象，更能夠依循邏輯以清晰檢視「經驗性理解」的複雜程度。

 

正如作者所言，「殖民現代性的根本困境在於『去殖民』的政治要求經常妨礙了單純的經驗性理解」，但卻也由於殖民關係的本身奠基在權力支配的不平等基礎上，使在接受(史觀)或擺脫的抉擇擺盪間，無論對社會現實的描繪或評述均愈顯扭曲及曖昧。我並不認為經驗性理解可以「純化」，因為環境中的種種要素與個人經歷的背景往往足以左右，甚至完全翻轉觀看的方式，但到底有沒有整合這些看似矛盾的第三路線？換言之，所謂的「歷史性」是否可以支持建立起更寬廣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