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開個Spam罐頭的時候(就是那種附有一支鑰匙狀的小鐵棒,要順著底部虛線轉動,反向綑起一整圈鐵片後,再以槓桿原理施力撐開整個罐頭底部),記憶突然閃過一幕幕幾個月前的色戒場景,非常油亮飽滿,非常以小搏大,非常肉慾又充滿緊繃的非常哀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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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圖說(史前至一九四五年)》
周婉窈著,臺北:聯經出版,2004[1997]。
 
這本小書因為由彩頁銅版紙構成,儘管頁數不多,帶在掃墓行程的高鐵上當隨讀確實略顯沉重;不過列車旅行向來有個特點,翻閱數頁之後就不免抬頭,又開始眺望車窗外的遠景,陷入長長的沉默(雖然腦中可能思緒翻騰,或已經因為某個關於倏忽即逝的記憶開始天馬行空了起來)。所以,書中努力保持簡明淺顯的語調,恰好填滿了遠觀時情緒的空檔,可以逐段推敲作者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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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了的史卡德不喝酒,很快又沒了偵探執照;不再是單身,卻也發現葬禮錯過了一個不久又會再來一個,從珍的癌症到安妮塔突發的心臟病到下一個是誰原來是吉姆‧法柏;記憶力和身材可以努力保持,但總無法掩蓋不再靈敏、不再「看起來就像警察」的防禦能力。這樣的馬修還是馬修嗎?我在等待《每個人都死了》從總圖轉來的時候,恰好看到傅月庵的〈跟他一起老〉;儘管他對小說人物「長生不老」的觀點我不大同意,儘管中文版常常換譯者的結果就是語氣常有不連續感,不過甜蜜女郎和老熊還有一個黑人當沖客(day trader)的神奇組合,總是為淒涼殘酷的世界添加一分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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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從17日半夜一直打到18日清晨,敲鍵盤的力道和速度極快,深怕把所有瞬現即逝的情緒和思索放過;原來是隱版上的文章,左思右想還是覺得公開也算對自己有個交代。)
 
「漂流河岸」巡迴影展──都市原住民家園迫遷議題
時間:2008.3.17 月亮6:30
地點:人類系館313
講師:馬躍‧比吼
與談人:人類學系主任 謝世忠教授
 
這場演講其實很有意思,原民運動的理論學者和記錄片導演就好像是前線與後備,訴求的激進和客觀態度仿若兩端,但畢竟意見還算一致。雖然我現在最受不了人家還不清楚結構性的問題就誇談什麼「和解共生」了,這種政治口號浮濫亂用的結果就是阿Q式地腳跟都沒站穩就自以為逆轉勝;明明共生的前提是和解,和解的動詞是先和才有解,和的意思是彼此同意,是妥協,那麼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到底已經 被 妥 協 了什麼?如果連理論上應該已經最具代表性的公民選舉,選出來的原住民立委還是沒能真正幫到原住民,甚至變成鏡頭前夷將‧拔路兒換來今晚黑暗中毫不遮掩的嗤笑,那麼再多的協力團體究竟又站在什麼樣的立場「為原住民發聲」?
 
我也一樣不同意謝世忠認為臺灣是什麼從族群朝向公民社會邁進的說法。所謂「新夥伴關係」儘管法律效力有待質疑,不過簽署的雙方是確確實實是站在族群的基礎上(文中都說是「原住民族」了嘛),並且構成了民進黨執政八年來(某程度上的)指導方針,故而與其說公民社會是目標還不如說是理想。更何況,他所說的公民社會定義有待商榷:日本有很多論述是關於大和民族,這可不光是國族,其中似乎還有相當真實的族群身分認同(抱歉,我跟日本史不熟舉不出例子),所以愛努族爭取認同的問題還牽涉到日本官方在法律上「和人天下」的制度性衝突。至於澳洲,過去的白澳政策當然是把原住民區分了開來,可是為數不少的原住民被白人家庭領養後,開始享有「公民」的教育等權利,所以公民社會和族群社會的定義不會這麼簡單被歸類,而兩者的對比關係也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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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調查、標本採集與攝影

胡家瑜
「文化調查、標本採集與攝影──19世紀中葉起的臺灣調查採集動力與歷史脈絡」,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台灣史十一講》,2006,國立歷史博物館,頁152-169。
 
Summarized by hegemonic
 
臺灣開始有「具體圖像」的對外呈現與接觸和殖民的歷史息息相關,最早可以追溯自十七世紀的荷蘭與西班牙;航海帝國基於對蕞爾小島的「他者」印象,往往將相對於自身種族優越的野蠻落後投射在繪畫中。十八世紀納入清朝版圖後,雖然留下更多滿漢官員和文人的地方采風志和「番俗圖」等,但仍缺乏足夠的細節以完整勾勒出當時的物質生活和社會面貌。而且因作者身為外來者身份,抱持著記錄奇風異俗的精神,所以圖像中也交錯了探險的浪漫幻想和現實政治考量,例如清代圖錄中描繪的臺灣原住民服裝反而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樣式比較相近。這種現象直到十九世紀人類學逐漸發展成一門獨立學科後才告轉變──人類學針對當地社會進行文化調查的研究方法,強調物質文化標本的採集作為分析的第一手資料,再結合同一時期逐漸精進的攝影技術,為臺灣的歷史提供了不同於文字的、實質的、可以觀看和感受的圖像脈絡。經由調查、收藏和攝影三要素交纏的發展敘述,不僅可以呈現人類學的貫時限(diachronic)關懷與歷史學的交集,更突顯人類學獨特的知識論與方法論可以為理解文化調查背後的複雜推動力和歷史過程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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