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關鍵的痕跡

甫開賣當天的數小時內就幾乎銷售一空，還造成網路售票系統連連當機的太陽劇團（Cirque du Soleil），還是繼續在媒體上宣傳得風風火火，號稱這是「一生一定要看一次」的表演。今晚終於是觀賞日了。一言以蔽之從士林科教館旁空地人擠人搭公車再轉捷運回家的感想：呃，一生其實看一次也就夠了啦。
 
說起來我對這齣表演的期待不僅是藝術層面的（或者說，藝術層面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還包括劇團的歷史轉變和整體演出服務等等面向，而這都來自於臺灣巡演前的盛名報導。其一，太陽劇團可是企管學中關於藍海理論的經典case study，因為它原來是個馬戲團，但近年來動物保護人士抗議聲浪的日漸高漲，使得劇團必須思索如何在調整演出內容之餘，留住觀眾目光、延續演藝生涯，於是新型態的表演出現了──挑戰人體極限的雜耍特技保存了下來，而這可說是讓觀眾尚能憶起馬戲團的重要元素之一；至於動物的部份就只能被割捨，取而代之的是結合現代舞蹈、流行音樂和美學的「新馬戲」。這讓原本只是定位在秀「奇」、求「怪」的表演躍升為藝術性的創造，讓太陽劇團可以走入戲院，打造出一齣齣具有完整起承轉合的劇碼，還有融合了現代流行符碼卻專屬太陽劇團的圖騰。

 
有時候天真是為了掩飾精明
更多時候，
精明裡藏不住的天真氾濫無邊

記憶每個人都有，但好好述說往事誠屬不易，若要用筆流暢寫下，則更難。
 
上個月無意間透過Google發現遠在對岸的「中國老教授協會」竟然在三月份替外公舉辦了一場「紀念《檔案管理與整理》出版七十周年學術座談會」，讓身在臺灣的作者後人──媽媽和他的兄弟們都感到既驚喜，又有些慚愧。為何這麼說呢？其一是在臺灣的學術界，檔案學（似乎）沒有特別被重視。我畢竟對這門學科不甚熟悉，但因為這次機會藉由Google和瀏覽圖書館架兩個管道極粗略地了解之後，發現這本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著作（當時外公還不到三十歲耶！）長期以來在臺灣管理學界只被定位為「史料」──換言之即被視為是民初時期引進西方資訊管理系統的濫觴，但內容提到的理論框架並沒有像在中國那樣被沿用或加以討論。再者，因為外公追隨國民政府來臺後在行政院擔任的職位轉向經濟方面的研究分析，加上一些敏感的外省身份經歷，讓他也再沒什麼機會在原初的發想上持續建基。總之基於種種因素，多年來子女們其實少有機會聽父親談論他的研究和理念，而他的倉促早逝也是子女心中永遠的遺憾。

過年的時候，最有趣也最麻煩的就是「清點」諸多貴人，將過程中的協助和感觸化為充滿誠意的文字，一一寄發感謝函。這次更感覺到壓力，因為還得加上要深吸口氣的英文，給遠在Pohnpei的新朋友。（而且大多數還是長輩，包括一位德高望重且自視甚高的神父。）更感覺到人情債既可輕如鵝毛，在絕對必要時又重如泰山的道理啊（誤）。
 
回顧著過往的信件、批兔精華區等等也同時在對今年的體驗回眸：最感新奇的是，終於到達Pohnpei, Micronesia這個小島，在從書上讀了很久（真的很久，大學的時候就修了大洋洲民族誌，近半年來也一直在地方資料打轉）的大洋洲之後。很多現象因為之前看過太多部落格和雜七雜八的資料，所以很熟悉，也有很多現象在旅行的當下覺得很新奇，但隨著那日漸遠去的田野記憶又慢慢淡忘，直到下半年漫漫回顧民族誌和文章，還有透過和朋友及老師的討論及言談中，歷歷在目的奇異感才重新跳出來。真的是「跳」出來喔，就像彈簧小丑一定要先打開盒蓋，才觸動機關那樣。

Rebekah Nathan著，張至璋譯《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 (My Fresh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臺北：立緒，2006。 我原來根本沒預料到會喜歡上這本書。一來是因為這項研究採取「隱瞞身份」的方式進行所謂的參與觀察，算是犯了人類學歷來難辭其咎的學術倫理大忌；再者單從各章標題觀之，談論大學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比較共同性與差異性的篇幅佔了大半，而田野又極度集中在從住宿生活展開的各項非課堂時間的活動記錄，似乎把大學文化可能受到科系和課程影響的程度過度低估。雖然這個問題作者在前半部已經有「唸書不是大學生首要重點」的解釋，加上美國大一新生的確有可能沒有必修的科系課程，但仍不能清楚說明其後作者自身對「大學作為通過儀式的liminality」產生質疑的意義，也不能說服我在臺灣的大學生活中，感受到規模不小的「用功學生」團體的次文化。 儘管如此，我卻在一開始就被作者「重返菜鳥」感受到的衝擊給深深吸引了：不同於教授可以駕車長驅直入校園，大一新生必須背著不輕的上課用書穿梭於各棟大樓，這已經帶給作者前所未有的地景視野；所以必須斤斤計較捷徑、堂間的交通時間，把心目中的理想課程排序，摺中安排成一份不會太累、不會太忙，還能「充實自我」的課表──作者提到不同群體的學生需求可能不同，這可以從多樣化的社團選擇中略窺端倪，但是他們卻又在某程度上同質地追尋不太涼，卻也不要太重的「趣味」，好似傳統「求之若渴」的砥礪態度已經沒人在乎，而用功的政治正確甚至成為大學生表現自我、反抗制度的符號象徵。不過「由你玩四年」真的非得和「妙麗」對立嗎？又為什麼這種對立是跨文化間的必然現象？

The Politics of Native Hawaiians and Diaspora Chinese悲情復國的夏威夷原住民與飄洋過海的華裔吳燕和教授Professor David Y. H. Wu記錄：蔡馨儀 人類學研究講究田野工作。雖然我沒有在夏威夷進行主題研究式的田野，但根據我久居夏威夷二十多年的經驗，實際參與著當地的政治文化，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獨立運動的高峰，讓我把有關華人的田野經驗拿來進行比較、思考，成為今天演講的題目。今早我一如往常，在住宿的尊賢會館樓下晨走運動時，發現牆面上居然還留有「光復大陸」的幾個字樣，這讓我感到非常驚奇。這種政治訴求的「光復」，其實就等同於夏威夷獨立運動的概念和精神──而他們正努力運用文化組織成各式團體，爭取應有的政治權力。我在這裡不使用「原住民」，就是英文的aborigine，因為在夏威夷談的是native Hawaiian，以「土人」稱之意思比較貼近。另外，演講前播放的音樂是典型的夏威夷風，旋律非常輕柔和緩，似乎讓人感覺很放鬆，但若我們詳察歌詞的含意，就會發現歌曲其實充滿著悲憤與無奈的控訴，希望能透過沉重的悲痛打動聽者內心深處的認同。 第一部份是關於我對這個議題的理念、思考。大約二十年前，謝世忠教授曾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發表了〈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的建立：以北美與臺灣為例的初步探討〉，當中提及北美的印地安族群運動目標就是「希望能恢復與白人接觸以前的族群狀態」，與臺灣原住民的政治訴求相近；簡單地說，也就是讓土人可以回歸族群所在地的自治和應有的權利。這個觀點在相當程度上啟發我將多年前屏東的排灣田野經驗進行比較，對夏威夷的原住民研究議題，或殖民主義相關理論開始反思：夏威夷在與海上的異文化，如美國，接觸後，他們也開始模仿西方的朝廷(court)體制成立了王國(Kingdom)。在這個逐漸把各島嶼、領區整併為一個統合的國家時，有許多族群放棄了本來部落各有的禁忌(taboo)；相對的，他國移民(如華人)或一些逾期未返航的跳船者(beach comer)，若想成為夏威夷王國的公民，可以提出申請，夏威夷採取幾乎全體通過的政策。但是到了美國侵占的殖民時期，官方卻開始有exclusive的條件限制，甚至把很多華人過去曾經享有的公民資格給取消了。夏威夷復國運動在這個部份，也有不少人主張可以提出國際法像美國抗議和爭取。

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跳出來的中國少數民族吳燕和教授Professor David Y. H. Wu記錄：蔡馨儀 今天我把中文題目訂為：「跳出來的中國少數民族」。為什麼說「跳出來」？其中包含兩層意義：一個就是直觀，是「跳舞」的意思；另一方面，就像是北京話會用「蹦」這個動詞形容「突然發生」，中國少數民族究竟為何選用戲劇化的舞蹈表演作為論述，並且可以繼續延伸這個問題，他們(或者應該直接說「她們」，在這些舞群中幾乎清一色是婀娜多姿的妙齡少女)又怎麼展現出來？從我過去包括新幾內亞、臺灣、大陸等地的田野工作，還有暫居日本與韓國的經驗，都可以發現許多事件(event)和大眾文化的傳播與形塑相關，並且與體育活動加以連結，最明顯的例子包括跨國企業的經費贊助。所以第一部份我想先以自身的小故事當開場白，談談這些東亞社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和國家民族認同；接下來的第二部份才深入理論，分析中華民族與中國少數民族的表述、想像與運用舞蹈表演再現的意義；第三部份是本次演講的主體，我認為所謂「中華民族」絕非客觀科學的分類，沒有一定的本質，主要還是在於透過歷史、後現代、時間和空間的多重聲音下交織而成的產物；也因為如此，在最後一個部份，我想與在座的各位交換意見──這個產物再現(representation)的主體究竟是人群，還是國家？ 早在1988年首爾主辦的奧運會後，有一個由文化學術委員會主持的研討會邀請我參加，當時已有很多社會科學界的人士討論體育、文化和民族主義的關係；1986年上海獲得亞運主辦權，引起大陸方面的重視和積極籌備，其時我恰在中國進行幼兒教育調查，因此也注意到官方如何運用體育建立認同形象。1992年我在日本的京都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又再度遇上一個關於運動方面有趣的爭論話題：有一位具有夏威夷原住民(其後我將以土人代稱)血統的相撲選手，正在等待相撲委員會的核可，是否能獲准拔升最高榮譽的資格；這個問題一直持續討論到我返回夏威夷東西研究中心後，還有記者跑來採訪，希望我根據客座日本時社會觀察的經驗進行分析，推測日本相撲界到底會不會頒給外國人(而且還是原住民)這項殊榮？相撲做為國家特殊的競技運動，與日本的文化傳統關係密切，所以已經不是技術問題的考量，而牽涉到「文化」概念。也因此，這些經驗啟發了我從1980年代中共開放以來，主持數個中美合作計畫進行調查的同時也注意著當地的舞蹈，並且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以「民族舞蹈與國家認同」為題，進行人類學研究。

《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吳燕和著，臺北：時報。 人類學研究的文化是無限可能的複數，就像研究者總保持一顆敏銳的心，體驗整個生命歷程中的各種變遷與轉折，留下專屬於己的印記；有時候，計畫性的田野工作構成停駐的段落，但更多時候是載著記憶的不斷旅徙，透過比較和差異的層層交疊，辛勤編織瑰麗的生命風景。在系裡特別安排的師生座談會後，抓準時機請吳先生為我簽名。他說，自己已多年不再使用中文鍵盤，還要我先將名字寫在旁邊的紙上才好描摹。看著他硬朗的筆跡在書上一字字端正寫著：「請你看了我的小故事以後，為人類學努力。」恰恰呼應剛剛在座談上提到，人類學家的看家本領──述說一個個有趣的小故事，直到現在，每每翻開書頁想起吳先生講演時生動的表情，心裡真有說不出的興奮和孺慕之情。 整本書就像吳先生的演講一般，三部曲的編排明快清晰：故鄉代表著童年時在南投鄉村的樸實樂趣，也有些因為父親的政治理念遭當權打壓、招致家人離散的寂寞苦澀；對作者來說，透過對記憶溯源的書寫，竟有意識地感受並理解，從城市到鄉村的搬遷，正是人類學面對不同社會發掘到的文化衝擊。從第一部份連結到第二部曲的「田野」在於作者跟人類學因緣際會的接觸，那段不同於常人、多點居住的經歷，讓作者擁有多重，卻都相當深刻的土著觀點，更影響了日後進入新幾內亞，並將研究焦點著重在華人社會複雜，而又在各層面緊密交纏的親屬網絡。正如李亦園院士的推薦序上所稱譽，以及熟知人士的美好印象，吳燕和先生與王維蘭女士因人類學結為夫婦，數十年相互陪伴、徜徉學海，自然也共同體驗田野工作的酸甜苦辣。第三節說的是火車，原本就像人類學研究的儀式，有著如隧道般的轉介，但事實上在每個通過的中點，卻又是開啟下一過程之鑰。火車載著離緒，也有一絲對目的地期待的歡欣；無論目的是為了工作、田野或旅行，過程中的種種，逐漸累積模塑為人類學分析的豐富圖像。 吳先生也快人快語地笑說，這本書中描述人類學界和中研院民族所的段落，可都是前輩們日常生活的真實「爆料」。閱讀平易近人而流暢的文字，似乎可以稍稍想像諸多大老們既有自我個性、又偶爾頑皮笑鬧的可愛可敬；李亦園院士在簡靜惠人文講座首場關於飲食人類學演講的回應時，也提到帶著他的第一位門生吳先生跑遍臺灣原住民田野，還到香港馬會品嘗珍餚的趣事。我們後輩微笑諦聽件件軼聞，這些可都是重要的臺灣人類學史啊！

New Direction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Drink新瓶裝新酒吳燕和教授Professor David Y. H. Wu記錄：蔡馨儀 文化與飲食的研究近年來無論在學術界或一般大眾皆十分熱門。根據我在美國教學的經驗，若有開課，總是吸引本科、外系學生相偕旁聽，每每教室爆滿。而以研究文化為重點的人類學發展逾百年以來，與飲食的議題可說關係密切，著作也相當豐富：1985年有人類學家Sidney Mintz作Sweetness and Power一書，從糖的角度切入，理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運作；在更早之前，美國人類學之父Franz Boas就已經關注到飲食習慣和族群的重要性，其後的Marvin Harris論人類飲食與文化演進、以及Mary Douglas論飲食禁忌和文化範疇等等，我們都可以發現人類學研究的取徑和變遷。 那麼，為什麼把本次的演講題目命為「新瓶裝新酒」？我以2007年的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為例，封面上擺滿的瓶瓶罐罐可能盛裝著什麼？原住民部落常見或中式料理烹調用的米酒？醋？還是近年來標榜「健康」的橄欖油？飲食人類學，或者我們可以用比較詼諧的方式強調實踐層面的「煮飯人類學」，其實都與現代性(modernity)、消費主義(consumer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等理論相關，而當代趨勢的變化，更可以觸發研究者產生新的論述和觀點。例如，正式將食物當做跨國貿易(transnational transactions)中重要的日常消費品，並關注全球化的過程及其交換網絡。在這個層次，Sidney Mintz透過糖的例子開創先鋒，尚有Jack Goody深入討論Cuisine料理的「創新」，以及James Watson針對五個東亞社會裡的麥當勞，而由我負責撰寫臺北作為其中一章，進行的田野調查與分析。以下我將繼續結合飲食議題與全球化理論的發展，並用幾個透過大眾傳媒廣為散佈的現象進行討論。

Watson, James L. ed.2007 《飲食全球化：跟著麥當勞，深入東亞街頭》。臺北：早安財經。 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往往必須設定一個研究的群體──有邊界的社群(community)，不過到了現代社會如麥當勞，人來人往，付了帳、拿了食物就趕著要走，該怎麼進行參與觀察呢？主編James L. Watson提醒我們，田野調查就是要「住在一般人住的地方，做一般人做的事」，所以一般人愈來愈關心麥當勞的肥胖問題、環保議題，研究又怎麼可以不趕緊跟上腳步呢？不過人類學的全貌觀和深入田野的「微觀」民族誌又可以有什麼貢獻？從這本書的標題「深入東亞街頭」其實可以嗅出線索：一方面，過去針對跨國企業的研究多半著重在經濟學和企業管理的焦點，或者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浪潮相連，但是就麥當勞實際落實到當地的變化和社會回應卻沒有多所著墨。簡單來說，書中的五個案例都是普遍被認為享「精緻美食」名譽的東亞社會；再者，漢堡或薯條這種高油炸類食物本來也和當地烹調習慣不同。那麼，麥當勞為什麼紅起來了，而且這套「速食」不僅挾銳不可擋之勢，更成為「方便」、「衛生」(儘管大家可能不完全同意「美味」一詞)的象徵性指標？ 五個案例中，從最早引入的日本麥當勞來看，就可以了解至少在東亞社會，「美國化」等於「現代化」，再把現代化等於「衛生、快速」的公式概念構築成一整套企業重點形象。而餐廳飆速蔓延的情況其實又與經濟快速發展、生育率下降以及核心家庭普及的都市現象密切相關。在日本和臺灣，麥當勞是青少年重要的點心聚會場所；在香港，兒童的經濟選擇權從麥當勞消費開始養成；至於在北京，父母為了滿足「孝子」、「孝女」，假日上麥當勞的要求更是幾無不從。另一方面，麥當勞所提供的套餐服務、乾淨廁所和生日派對，讓消費者享受到可以預期的品質(口味)、每個顧客都平等的服務，還有可被認同的階級歸屬感。而麥當勞做為一家跨國企業為了爭取最大利益，也不斷進行因應當地社會文化加以「在地化」──在香港和日本，他們刻意保持「外商」形象，但也推出米漢堡和豬肉漢堡包；在北京與韓國，他們就強調與當地投資者採取共持股份的經營模式，減少國際間政治矛盾造成標靶。更有意思的是，麥當勞透過飲食潛移默化地規訓了人們的身體，例如麵包夾菜又夾肉的混合吃法(還直接用手拿取)，其實非常不同於過去端飯碗再夾菜的進食模式；或是吃了熱熱的油炸薯條後再吸一口冰涼可樂，對保有中醫飲食概念的老人家而言，身體的血脈運行可會造成不良後果；或是美國概念的果腹「速食」轉變到這五個社會中，似乎變成上館子大餐的休閒場域(也同時說明了為什麼要「學會」自己回收餐盤)。這些都很難以全球化和地方化互動幾個簡單的文字來詮釋。 書中吳燕和所描繪的臺北麥當勞，其實也在歷史的快速推移下有所轉變。作者將檳榔和麥當勞並陳描述，突顯臺灣在消費選擇中論述本土化的契機；不過檳榔的刺激、咀嚼的習慣，和麥當勞做為食物(我其實不太確定，大家通常當它做點心或正餐)的特性有些不同。而在臺北，特別是鄰近校園的分店，麥當勞不僅是聚會的場所，提供社團成員「世故地」討論各項議題，舒適的空調和燈光(雖然最近有些分店特意變暗了)更是一個人唸書上網、排遣時間和暫時歇息的廉價選擇(相較於咖啡館)。而麥當勞叔叔還有漢堡神偷、奶昔(姐姐？)的廣告劇情，也和餐廳裡另闢一區的兒童溜滑梯、球池設施共構成我童年記憶的一部份。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很值得關注：麥當勞提供的工讀時薪其實不高，工作也具有生產線分工的性質，但為什麼成為眾多學子心目中的熱門職選？當然，麥當勞的教育訓練提供職員系統化的市場資訊和晉升管道，不過穿上麥當勞制服，面帶親切笑容的待客，似乎還是讓傳統的餐飲業多了幾分「服務」的高水準形象，吸引著學生加入這個能獲得成長的快樂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