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bekah Nathan著，張至璋譯
《當教授變成學生：一位大學教授重讀大一的生活紀實 (My Fresh Year: What a Professor Learned by Becoming a Student)》，臺北：立緒，2006。
我原來根本沒預料到會喜歡上這本書。一來是因為這項研究採取「隱瞞身份」的方式進行所謂的參與觀察，算是犯了人類學歷來難辭其咎的學術倫理大忌；再者單從各章標題觀之，談論大學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比較共同性與差異性的篇幅佔了大半，而田野又極度集中在從住宿生活展開的各項非課堂時間的活動記錄，似乎把大學文化可能受到科系和課程影響的程度過度低估。雖然這個問題作者在前半部已經有「唸書不是大學生首要重點」的解釋，加上美國大一新生的確有可能沒有必修的科系課程，但仍不能清楚說明其後作者自身對「大學作為通過儀式的liminality」產生質疑的意義，也不能說服我在臺灣的大學生活中，感受到規模不小的「用功學生」團體的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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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s of Native Hawaiians and Diaspora Chinese
悲情復國的夏威夷原住民與飄洋過海的華裔
吳燕和教授
Professor David Y. H. Wu
記錄：蔡馨儀
人類學研究講究田野工作。雖然我沒有在夏威夷進行主題研究式的田野，但根據我久居夏威夷二十多年的經驗，實際參與著當地的政治文化，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獨立運動的高峰，讓我把有關華人的田野經驗拿來進行比較、思考，成為今天演講的題目。今早我一如往常，在住宿的尊賢會館樓下晨走運動時，發現牆面上居然還留有「光復大陸」的幾個字樣，這讓我感到非常驚奇。這種政治訴求的「光復」，其實就等同於夏威夷獨立運動的概念和精神──而他們正努力運用文化組織成各式團體，爭取應有的政治權力。我在這裡不使用「原住民」，就是英文的aborigine，因為在夏威夷談的是native Hawaiian，以「土人」稱之意思比較貼近。另外，演講前播放的音樂是典型的夏威夷風，旋律非常輕柔和緩，似乎讓人感覺很放鬆，但若我們詳察歌詞的含意，就會發現歌曲其實充滿著悲憤與無奈的控訴，希望能透過沉重的悲痛打動聽者內心深處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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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Nationalities
跳出來的中國少數民族
吳燕和教授
Professor David Y. H. Wu
記錄：蔡馨儀
今天我把中文題目訂為：「跳出來的中國少數民族」。為什麼說「跳出來」？其中包含兩層意義：一個就是直觀，是「跳舞」的意思；另一方面，就像是北京話會用「蹦」這個動詞形容「突然發生」，中國少數民族究竟為何選用戲劇化的舞蹈表演作為論述，並且可以繼續延伸這個問題，他們(或者應該直接說「她們」，在這些舞群中幾乎清一色是婀娜多姿的妙齡少女)又怎麼展現出來？從我過去包括新幾內亞、臺灣、大陸等地的田野工作，還有暫居日本與韓國的經驗，都可以發現許多事件(event)和大眾文化的傳播與形塑相關，並且與體育活動加以連結，最明顯的例子包括跨國企業的經費贊助。所以第一部份我想先以自身的小故事當開場白，談談這些東亞社會、奧林匹克運動會和國家民族認同；接下來的第二部份才深入理論，分析中華民族與中國少數民族的表述、想像與運用舞蹈表演再現的意義；第三部份是本次演講的主體，我認為所謂「中華民族」絕非客觀科學的分類，沒有一定的本質，主要還是在於透過歷史、後現代、時間和空間的多重聲音下交織而成的產物；也因為如此，在最後一個部份，我想與在座的各位交換意見──這個產物再現(representation)的主體究竟是人群，還是國家？
早在1988年首爾主辦的奧運會後，有一個由文化學術委員會主持的研討會邀請我參加，當時已有很多社會科學界的人士討論體育、文化和民族主義的關係；1986年上海獲得亞運主辦權，引起大陸方面的重視和積極籌備，其時我恰在中國進行幼兒教育調查，因此也注意到官方如何運用體育建立認同形象。1992年我在日本的京都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又再度遇上一個關於運動方面有趣的爭論話題：有一位具有夏威夷原住民(其後我將以土人代稱)血統的相撲選手，正在等待相撲委員會的核可，是否能獲准拔升最高榮譽的資格；這個問題一直持續討論到我返回夏威夷東西研究中心後，還有記者跑來採訪，希望我根據客座日本時社會觀察的經驗進行分析，推測日本相撲界到底會不會頒給外國人(而且還是原住民)這項殊榮？相撲做為國家特殊的競技運動，與日本的文化傳統關係密切，所以已經不是技術問題的考量，而牽涉到「文化」概念。也因此，這些經驗啟發了我從1980年代中共開放以來，主持數個中美合作計畫進行調查的同時也注意著當地的舞蹈，並且在1990年代初期開始以「民族舞蹈與國家認同」為題，進行人類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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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田野‧火車──人類學家三部曲》，吳燕和著，臺北：時報。
人類學研究的文化是無限可能的複數，就像研究者總保持一顆敏銳的心，體驗整個生命歷程中的各種變遷與轉折，留下專屬於己的印記；有時候，計畫性的田野工作構成停駐的段落，但更多時候是載著記憶的不斷旅徙，透過比較和差異的層層交疊，辛勤編織瑰麗的生命風景。在系裡特別安排的師生座談會後，抓準時機請吳先生為我簽名。他說，自己已多年不再使用中文鍵盤，還要我先將名字寫在旁邊的紙上才好描摹。看著他硬朗的筆跡在書上一字字端正寫著：「請你看了我的小故事以後，為人類學努力。」恰恰呼應剛剛在座談上提到，人類學家的看家本領──述說一個個有趣的小故事，直到現在，每每翻開書頁想起吳先生講演時生動的表情，心裡真有說不出的興奮和孺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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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Direction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Drink
新瓶裝新酒
吳燕和教授
Professor David Y. H. Wu
記錄：蔡馨儀
文化與飲食的研究近年來無論在學術界或一般大眾皆十分熱門。根據我在美國教學的經驗，若有開課，總是吸引本科、外系學生相偕旁聽，每每教室爆滿。而以研究文化為重點的人類學發展逾百年以來，與飲食的議題可說關係密切，著作也相當豐富：1985年有人類學家Sidney Mintz作Sweetness and Power一書，從糖的角度切入，理解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和運作；在更早之前，美國人類學之父Franz Boas就已經關注到飲食習慣和族群的重要性，其後的Marvin Harris論人類飲食與文化演進、以及Mary Douglas論飲食禁忌和文化範疇等等，我們都可以發現人類學研究的取徑和變遷。
那麼，為什麼把本次的演講題目命為「新瓶裝新酒」？我以2007年的American Anthropologist期刊為例，封面上擺滿的瓶瓶罐罐可能盛裝著什麼？原住民部落常見或中式料理烹調用的米酒？醋？還是近年來標榜「健康」的橄欖油？飲食人類學，或者我們可以用比較詼諧的方式強調實踐層面的「煮飯人類學」，其實都與現代性(modernity)、消費主義(consumerism)和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等理論相關，而當代趨勢的變化，更可以觸發研究者產生新的論述和觀點。例如，正式將食物當做跨國貿易(transnational transactions)中重要的日常消費品，並關注全球化的過程及其交換網絡。在這個層次，Sidney Mintz透過糖的例子開創先鋒，尚有Jack Goody深入討論Cuisine料理的「創新」，以及James Watson針對五個東亞社會裡的麥當勞，而由我負責撰寫臺北作為其中一章，進行的田野調查與分析。以下我將繼續結合飲食議題與全球化理論的發展，並用幾個透過大眾傳媒廣為散佈的現象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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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ttsburgh (5)
